据印度媒体报道，6月20日，一名中国男子因携带大量抗癌药物在印度德里的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被捕。虽然在南亚涉及各国的海关案件时有发生，但在这个案例中最令人怀疑的是印度是世界著名的廉价靶向抗癌药物生产基地，被称为“世界药店”。那么，为什么会有人将如此大量的抗癌药物从中国带到印度去做相反的事情呢?
中国公民携“抗癌药”入境印度被捕？细思极恐的反操作 真实还是部分真实？ “刚看完，足足哭了一个小时，患者还是不要看了，我们这些经历过的人，去看很难控制情绪。”病友群里因为某部电影炸开了锅。有人劝慰：“躲过了以前慢粒致命的结局，还有什么不能看开的？”病友们看法不一，有人认为让大众这个群体是好事情，有望让药价进一步降低；有人担心如果大家过度会导致关闭了这个通道；有人则认为电影只是反映了生活中的部分事实。 乐乐（化名）在病友群中的发言：我觉得还是不要去看了，看了以后很难过，心里闷得慌，一晚上没睡好，吕受益的结局是注定的，也是现实的，很多人避免不了。相比他们，我们是幸运的，这个抗争的过程已经有人做了，但是目前经济负担依然是很多病人痛苦的根源，尤其是农村患者，每年一两万的药费可能是他们全家的收入；张院士这样的人肯定依然存在；药品实际成本与市场需求的矛盾有改善但还是有待提高，现实并不是电影最后说的“假药”根本没人买了，因为已经进医保。很大部分人进医保还是吃不起，电影把这个病群呈现在大家面前，更多的是反映了之前的生存状态。 印度代购真的这么简单吗？ 印度代购肿瘤药的情况，主要集中在2005年-2010年，当时需要服用进口基因靶向药物的患者中，大约六七成服用印度仿制药。但现在，随着药价的下降和抗癌药纳入医保，印度代购仿制药的情况已经大大减少。不过，现在仍然存在着海外代购抗癌药的情况，因为一些新的抗癌药价格还是非常昂贵。在这些职业代购中，存在着不少欺诈行为，用真正的“假药”欺骗患者。 有一事件值得注意，据印度媒体报道，今年6月20日，一名中国男子在印度首都德里的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因携带大量的抗癌药入境被捕。印度海关官员在声明中称，该嫌疑人是从中国抵达印度后在安检时被截获的。这名中国公民的随身物品及行李中约有市场价值1190万印度卢比（约合119万人民币）的抗癌靶向药品，明显不是自用已涉嫌走私，因此，被印度警方拘捕。 虽然在南亚涉及各国的海关案件时有发生，但本次案情最蹊跷之处在于——印度药品因为按当地法律无需缴纳高额的专利费，是全世界闻名的廉价抗癌靶向药生产基地，被称为“世界药方”。印度同类抗癌药的价格与国内相比，往往只有几十分甚至上百分之一。每年，都有大量的中国患者前往印度治疗或购药。那为何会有人从中国携带如此海量的抗癌药进入印度呢？ 我们从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长期旅居印度的人士处获悉：“大概在去年年中，有患者曾向我咨询，声称在中国有生产抗癌药的厂家与他联系，这些仿制‘印度抗癌药’价格只有印度本土生产药品的十分之一不到，拥有相同外包装，号称在中国有大型生产线和仓库，对外宣传使用相同原料生产，疗效也‘完全一致’。据说这些所谓‘原厂药’在国内销售火热，主要购买渠道为社交软件和搜索引擎上的网页。由于在国内此类药品生产准入门槛很高，人工、物流和原料成本亦远高于印度，我不认为有正规厂商会冒着法律风险来生产销售，当时以为只是误传没有多想。如今细思恐极，人命关天呀。” 一位从事打击假药的知情人士透露，之前一直没有案件去证明。从今年的3月份，在广东打了一个地下窝点，所有的境外药品全部是在中国这边生产、包装，然后生产完以后发往印度、孟加拉，再从印度、孟加拉那边卖给中国患者。 其实像电影里说的有一个是真实的，作为印度当地的海关也好，他们的公安系统也好，他们的药品也只允许在印度当地卖，包括他们的产量也是跟他们的销售有关，比如说他有一百家药店，一百家药店拿货，一个月拿十盒，那就是一千盒的量。我这个药厂只能生产一千盒药，没有太多余的量去卖给其他国家的人。 所以这种药品，会产生供不应求，很多人就会动脑筋，做假，从中国当地做。因为即使在印度当地做假药也是要判重刑，他们就从中国这边做好加药，发到印度，再从印度卖给患者，对于患者来说没法区分。 另外，该人士还指出，这些人甚至可以渗透到印度当地的药店，也就是行话说的“洗白”。其实是药房也存有这种“主观意识”，他们从假药渠道进货，便宜，真假药混卖，并没有太大的风险。 作为患者来说，他没有能力去区分这个药是真还是假，他最多看，这个药全是英文，是进口药，没法区分这是正品进口药还是假冒进口药。 和代购衣服鞋子包包不一样，代购药的试错成本其实非常之高，因为病人能够得到有效救治的机会只有一次。电影中男主卖药谋生还挺有底线，只卖确认有效的仿制药给认识的人，卖家和买家在相互信任的小范围活动来保证安全，不出人命。现实里病人私下购买来的仿制药，质量也容易参差不齐的，仿制药里有效成分不够也会延误病情，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管理。 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柳光宇教授发表评论：说到药，事实上，救命药的研发是当前最高端科技之一，需要比药品成本价高出千倍的投入。这些天量投入应该让谁来埋单？新药生产工艺的知识产权保护期究竟要不要？如果每一种新药都无偿向第三世界国家公布，那么西方发达国家还有谁会去投入新药研发？应该由谁来控制价格，以免让药厂无利可图而放弃或迟滞这类药物的生产？廉价的仿制药品应该如何管理? 如此等等，这些深层次的问题，无论如何都不会被普罗大众所完全理解。所以，身为医务人员的柳光宇教授，更担心的是看完以后，芸芸众生只看到医生的见死不救，警察执法的无情和制药企业代表的唯利是图，而对上述这些个全世界都普遍存在的困局视而不见，虽然，影片很多地方都已经有了说明。 那么在有限的资源下，我们是否还有其他的思路？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副所长章滨云指出，肿瘤防治的国家战略，靠精准医疗和靶向药，一定是大错误。花了大钱，办了最后延长3到18个月生存期的低效率事。肿瘤防治国家战略，一定是要把肿瘤病因预防策、早发早诊早治工作做好，而不是把大量的钱投入到最后的3到18个月。 医疗服务既是民生，又是产业。“保”下来，不是“包”下来。为低收入者提供底线保障，是我们的医疗民生低线。为所有人包下来，势必能赢得选票，但国家财政和企业社保的沉重负担，没有一个地方能可持续承受。简单逼着原研药和专利药厂家，在专利保护期到之前降到跳楼价也是不现实的，厂家没有经济动力甚至成为沉重亏损负担，也是很难有创新。 早癌防治或许是另外一条思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消化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上海）主任李兆申院士指出，他算过一个账，如果我们在筛查上投入1块钱，与患者确诊为癌症以后比较，1块钱可以节约15块钱，比如说一个早期胃癌，被检查出来只要15000元，但一个晚期胃癌化疗至少20-30万。 药企该不该被扔臭鸭蛋？ 在电影中，似乎所有人都有其两面性，你是千万人心中的救世主，但可能以前打老婆；你可能身患重病，但也可以因为要逃跑把路人从自行车上踢下来抢走他的车。生活一旦把人逼入墙角，抉择是艰难的。 有人曾说：按照导演的逻辑，我们看这部电影都应该去看盗版，这才是对这部电影的尊重。而立刻有人反唇相讥：如果你不看就会死，而且又看不起正版，那当然应该去看盗版。 而其中只有一个角色是完完全全的坏人——跨国药企，但他们真的应该被扔臭鸭蛋吗？ 引用一位血液科专家袁医生的观点：该片还未公映就已大火，作为对所涉及疾病及治疗药物最为熟悉的血液科医生，有几点感触： 听说片中写尽各方无奈，唯有原研药厂作为反面人物出现，若果真如此，颇为不平。在每一个爆款新药背后，是科研人员十数年的心血，从药物结构分析，筛选，前期实验室研究，到动物实验成功，到成功通过药物临床试验1-3期，才能最终上市，在这过程中，大多数药物会折戟沉沙，成功者寥寥无几，药企投入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成本可达十数亿至数十亿美元，每一个能够成功上市的药物都背负着自己的成本，以及倒在各阶段的其他药物的成本，因此不能仅以生产成本来看待它的定价是否合理。如无法保护研发新药的企业足够的利润空间，那将无新药问世，长远来看，是人类的损失，所以必须保护知识产权。在将格列卫引入中国市场后，诺华创新性采用了慈善计划模式，买3送9的形式实际上使得中国患者以远低于欧美市场的价格用到了这个药（虽然仍比印度产盗版药贵），后续的很多靶向药物进入中国后都沿用了诺华的慈善计划模式，使得很多中国患者能够得到国际先进医疗服务，哪怕诺华初衷许是为了扩大中国市场销量，我还是认为诺华是有功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救人的是正版药的配方，这个论点并没有错。袁医生表示，格列卫的出现是划时代的，肿瘤治疗从此进入靶向药物时代，慢粒几乎已成为chemo-free的疾病，不再需要化疗，患者就像高血压病人一样，可以如常人安享天年。正是诺华公司研制成功了格列卫，慢粒白血病患者10年生存率从不到50%提高到90%，已经取代骨髓移植成为首先治疗方案，格列卫对胃肠道间质肿瘤的有效率也高达67%。 格列卫的诞生也是一个传奇。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血液科陈勤奋医生指出，格列卫的研发故事，是转化医学的成功典范，也开启了靶向治疗癌症的新篇章。但即使我们见证了奇迹的发生，我们也不要忘记，从费城染色体的发现到格列卫的批准上市，中间是41年的艰难探索。 开发药物是一项风险极大的投资，由于人体的特殊性，使得研发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花费巨资研发的药物好不容易通过了早期临床实验，却倒在最后一关的比比皆是。仅以艾滋病疫苗为例，几十年来，多少大型制药企业投入了无数的金山银山，到目前为止依然无一例成功。而这些失败药物的研发成本，最终必然要通过那概率不比中彩票高多少的成功的药物补偿回来。 以诺华为例，1997-2011年，诺华公司投入药物研发的费用高达836亿美元，而同期诺华开发成功了多少药物呢？答案是21种。算下来，平均每种药物的研发费用高达40亿美金。 而诺华的单药平均研发费用还不是最高的，最高的是阿斯利康。1997-2011年，阿斯利康共计投入研发费用590亿美金，而研发成功的药物仅有5种，平均每种药物花费118亿美金。 当然，抗癌药价高昂，一人患病可能拖垮整个家庭也确实是现实问题。从2015年开始，中国政府从不同角度入手，综合性地降低抗癌药价格，过去3年中已经明显降低了患者经济负担。2016年以来，有关部门组织开展了国家药品价格谈判试点和国家医保目录谈判，39个谈判品种平均降价50%以上，其中包括17个抗癌药品。例如，治疗乳腺癌的曲妥珠单抗（赫赛汀）从每瓶（440毫克）20000多元降至7600元。肺癌药物特罗凯从十年多年前16000元一盒降到2000元一盒，医保报销后，患者自付部分只剩下几百元。今年，李克强总理也在多个场合要求制药企业降低抗癌药价格，通过进口抗癌药零关税等措施促成降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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